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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0年毛主席提出不设国家主席,梁漱溟却反对,称这是人治体现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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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0年毛主席提出不设国家主席,梁漱溟却反对,称这是人治体现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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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0年,北京,全国政协直属组讨论《宪法修改草案》时,梁漱溟面对一份已经定稿大半的文本,提出了一个让现场骤然安静的问题:国家可以不设国家主席吗?

这不是普通的条文争论。

梁漱溟当时已经七十七岁,长期受到批判,生活也受到严格限制。

按常理说,他完全可以少说几句,平稳度过这场内部学习。

但他偏偏盯住了“国家主席”这几个字。

在他看来,国家元首属于国家制度的一部分,不能因为某个人的进退而随意增删。

谁适合担任,可以依法选举;

谁不适合担任,也可以不选。

职位本身,却不能因人而废。

梁漱溟的担忧,并非凭空而来。

此前公布的修改草案,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,甚至把林彪写入接班安排。

可是,草案又提出不设国家主席。

梁漱溟由此判断,条文背后其实夹杂着对具体人物的信任变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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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位学者不接受这样的逻辑。

他认为,宪法的意义,恰恰在于把权力装进稳定的制度框架,而不是随着个人意愿变化。

若是因为不信任某一个人,就取消一个国家职务,那么法律便容易沦为权力调整的工具。

军代表征求意见时,梁漱溟直截了当地说:“设不设国家主席,不能只看选谁。

”停了一下,他又补充:“制度不能由个人好恶随意改变。

” 话说得很重。

屋里的人都没有接话,军代表也一时无言。

梁漱溟清楚,这种意见一旦被上纲,自己很可能再次成为批判对象。

遗憾的是,在那样的环境中,讲道理本身就需要承担风险。

他的这份坚持,与个人遭遇有关,也与思想立场有关。

梁漱溟早年研究儒家文化,后来长期关注乡村建设和国家治理。

他并不把传统政治简单看成一无是处,却始终警惕权力失去约束。

在他看来,中国政治最难摆脱的毛病,就是重视个人威望,轻视制度边界。

1966年8月,北京街头的冲击很快波及梁漱溟住宅。

抄家之后,他一家被迫挤到狭小房间里,原本用于读书写作的房屋被占用。

梁漱溟还被要求打扫院落、反省检查,日常生活受到不断干预。

一个习惯伏案读书的老人,突然连书桌都难以保有。

这样的处境,足以让人谨慎沉默。

然而,梁漱溟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判断。

他对现实的批评,往往不是为了争一时口舌,而是担心国家运行缺少规则后,个人权力会越来越难以约束。

有意思的是,他对毛泽东并非只有批评,也曾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进言。

1967年起,梁漱溟开始撰写《中国——理性之国》,到1970年完成,全文约十七万字。

书稿讨论的,正是国家治理如何保持理性,社会秩序如何避免被情绪和个人意志牵着走。

1973年12月26日,毛泽东八十岁生日。

梁漱溟带着一只蓝布包裹,来到中南海东门,对门卫说:“这是我的文稿,请转交给毛主席。

”门卫依照规定没有立即接收,梁漱溟便再次说明:“不是普通礼物,是我写的稿子。

” 经过请示,包裹最终被收下。

至于是否真正送到毛泽东手中,后来没有确切记录。

梁漱溟没有把它当作寿礼,而是把一部十七万字的著作交出去,寄托了对国家治理的意见。

他曾说,旧道理里有“谏”和“诤”,都是言字旁。

一个人若有诤友,便不容易犯下大错。

对梁漱溟而言,敢于提出不同意见,不等于否定一切,更不是为了显示自己高明,而是认为制度问题不能靠沉默来解决。

那场关于国家主席设置的讨论,最终没有改变草案方向,却留下了梁漱溟最鲜明的一次发言:国家制度应当有固定边界,不能随着个人的信任与否而反复变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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